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，同胞遇难，牵动着我校老同志、老党员的心。 “特殊党费”的号召发出后，许多老党员踊跃捐款，虽然有的老同志腿脚不好，但仍拄着拐棍来，有的卧病在床，却仍然托亲友来代捐……，截至目前，共收到捐款114775元。
就当我们为灾区的人民建个“家”吧！
于国才是我校离退休老干部，已80岁高龄，而且疾病缠身，在向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捐款中，他捐了5000元。由于于老卧病在床，我们没能够见到于教授，只能在电话中采访了他。对于这次捐款，他说一直都在跟记者说，这没什么，是应该的，别报道我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做的；对于这次汶川地震我一直都在关注，虽然我卧病在床，但我和我的老伴每天都看电视关注灾区的救助工作，关注着灾区受灾的人们和孩子们，我们很心痛，作为一名党员，现在党和国家有难了，我决不能袖手旁观，虽然不能为灾区做什么事情，但我还是要尽我自己所能捐些款，让灾区的人民能重建家园，我身体不好，有些事情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国家有难了，我有多大能耐我就要尽多大能耐！
于老的老伴蒋绍莲说，虽然他卧病在床，但我们两个天天看电视，看到灾区的那些人民那么的困难，尤其是看到那些可怜的孩子们，我们很心痛，天天流泪，为灾区的百姓、为那些孩子们流泪，他们太可怜了。三年前，于老得了脑溢血，现在好多了，当学校发出倡议交纳特殊党费支援四川灾区时，我们老两口就商量拿出2000元来捐给灾区，但当看到电视上说，5000元就能给灾区的人们建一顶帐篷时，他又让我把儿女们前些日子刚给的钱和银行里的定期存款提了出来，一起捐给灾区的人民，就当我们为灾区的人民建个“家”吧！
捐点钱，尽自己的心，只要对灾区人民有帮助
采访中很多老干部都表达过这样的心声：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尽量去做，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灾区人民，对于捐款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，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早日恢复生产，重建家园，“伸出援助之手，帮助灾区人民”我还会尽自己的力量去继续帮助他们的。
在学校还没有发出捐款的通知时，吴惠春（我校离休老教授）就多次打电话询问捐款的事情，问什么时候组织捐款。谈到这次捐款，吴老说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！在当前形式下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他们。我老两口都是党员决定捐10000元。能为灾区做点贡献，我觉得很高兴，在电视上，看到灾区的人民们心里真的很揪心，这次地震的受灾面积相当于大半个英国领土啊！而他的夫人赵文英也表示：谈到这次捐款，我觉得真的不值得一提，地震发生以后，我们一直牵挂着灾区的同胞们，我们离退休了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也只能尽力捐些钱帮助他们，要说真的要感谢的还应该是救灾的那些解放军、武警战士们，他们更值得我们感动。
党和人民养育了我们，这只是一份微不足道的爱心
当交纳“特殊党费”帮助灾区人民的口号在离退休工作处响起，一个个年老的背影竟忘年的穿梭于离退休办公室时，我们看到是更多的老同志、老党员把这样做当作一种责任，一种对国家、对党、对人民的责任。
自从汶川发生地震以来，退休老教师秦振生的心始终没有平静下来。对他来说，作为一名退休老教师、老党员，每天看到那么多的同胞受难自己却帮不上什么忙，是很痛心的。而听到交纳特殊党费支援四川灾区的号召后，当他双手将自己积攒下的钱亲自交给有关人员并露出满脸的笑容时，那颗不能平静的心似乎才得到了一点点的安慰。他这样表达着内心的这种说不出的激动：我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，现在党和人民有难了，我就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。我很难过因为身体年老帮不了灾区人民什么大忙，所以只能尽自己所能捐些款帮助灾区的人民度过难关，做为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。
王墨林、李淑敏夫妇表示：我们这么大岁数了，只能尽自己的力量，通过捐一些钱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度过难关。从小就在革命队伍中长大，靠的就是群众，一直以来都牢记着一句话“吃人民的小米，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，1944年参加了革命到了部队，父亲跟我说“要跟着党走”。几十年来我一直跟着党，是党养育了我，教育了我，是党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人，给了我现在幸福的生活，我得了两次癌症，但我都坚持里下来，是党给我的信心和信念。这些都使我们明确：向地震灾区捐款是每一名党员所应该做的事情，更是作为一名党员的与生俱来的责任，想想灾区的那些同胞们，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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